各地强制执行的垃圾分类政策，被认为是“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行业的又一风口，但“现在是创业热，不是资本热”。
除了与政府搞好合作，垃圾回收创业公司的专业度也非常重要。“同样是纸，黄板纸、报纸、普通纸张哪个最贵？”“报纸。没想到吧？每样都能找到分别对应的资源化利用方式，每一样都能卖钱。”
接手“小黄狗”3个月后，31岁的桂博文就遇到了公司史上最大危机——前实际控制人被抓，4000人团队急速瘦身，公司正在破产重整中。
“小黄狗”全称是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黄狗”），其诞生之初就含着“金钥匙”——2017年8月9日“小黄狗”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估值最高达151亿元。
大多数人认识“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正是从“小黄狗”开始的。伴随着城市人口疏解和环境整治，拾荒大军的工作正在被一部手机、一款App取代，这些创业公司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厦门等大城市。
事实上，近两年不断有靠“垃圾”赚钱的企业成立。天眼查数据显示，2016-2019年，该类企业分别增加了192、230、237和170家。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上海等地的强制垃圾分类政策出台后，垃圾分类市场热度再次提升——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张益就曾预判，未来10年，垃圾分类将新增市场机会4000亿元以上。
和火热的垃圾分类相比，早期进入“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行业的创业公司，却生存艰难。再生活、淘弃宝、9贝壳……一长串“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企业的名字甚至已经安静地躺在已倒闭企业名单里。
“小黄狗”总裁桂博文对行业的变化深有了解。在加入“小黄狗”之前，桂博文曾一手创立了主营废品回收的笨哥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笨哥哥”），在业内颇具人气。如今，她自嘲自己踏上了“救狗之旅”。
被从财大气粗到陷入困境
“小黄狗”的高光时刻是在2018年。
2018年6、10、12月，小黄狗分别获得了中植集团、易事特集团和新华联的融资总计13.5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小黄狗的城市业务一口气扩张了二十几个城市，以平均每月进驻两个城市的速度，完成了目前的版图。
“小黄狗”的模式是在社区建设废品回收机，用户借助“小黄狗”App寻找距离其最近的回收机，将废品投递到回收机内，获得相应的环保金。“小黄狗”再派专门的清运人员将废品运送到分拣中心，或由清运人员自行转卖。
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中，各地政府官员、学者争相考察，“小黄狗”被誉为“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的行业标杆。“高歌猛进式的发展。”该公司一位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总结。
“小黄狗”的财大气粗，从给服务商的报价就可见一斑。许野是沈阳志和众诚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日常承接业务包括给蜂鸟快递等柜机建设基座和安装。他回忆，“小黄狗”对一组柜体最高时给出的报价是2000元，而安装其他柜体当时只有1500元左右。
2018年12月10日“小黄狗”与“笨哥哥”宣布达成协议，小黄狗以现金+股权方式收购“笨哥哥”100%股份，双方团队全面整合，由“笨哥哥”创始人桂博文出任小黄狗总裁。
然而，就在桂博文接手“小黄狗”三个多月后，该公司实控人唐军就因名下另一家实控主体“团贷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东莞检察机关逮捕。
此后一个月，“小黄狗”内部受大股东影响，资金中断，工资一度无法发出，开始大规模“瘦身”，从4000人到400人左右。一名员工透露，每个核心部门目前只剩2-3人。还有早期的服务商工程款未结，2019年5月中旬，一行人组织去东莞准备起诉唐军，但刑事案件要优先审理，法院并未受理服务商们的诉讼请求。
许野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年底，获得这门报价高于同行业的好生意，许野的公司压上了全部家底，甚至借朋友的钱，承接了“小黄狗”回收机基座建设和一些回收机的安装。
“90万的工程款，至今只收到30万元。”许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小黄狗”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做起了回收机清运工。“每月能补贴六千块钱。”三十几岁的许野每天骑电动三轮车游走在北京市回龙观社区，身后驮着几大包废品，身上再无公司负责人的影子。
早在“小黄狗”出事前，一些从业者已经看出问题的蛛丝马迹。
看不清盈利点
曾供职于国内一家私募基金公司的王伟（化名）在2018年收到过“小黄狗”的A+轮融资计划书。在进行股东背景调查时，王伟感到奇怪的是，实际控制人唐军虽是草根创业者，背后却坐拥两家巨头公司。“另一个非常‘妖’的地方在于，融第一轮就要用10亿，对早期项目来说非常罕见。”
提供垃圾回收解决方案的公司——R立方创始人张淼对彼时的“小黄狗”印象是“会讲故事”，“积极参加各种行业会议，进行宣传，存在感很强”。
但是，多位受访的业内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很难看清“小黄狗”的盈利模式。
最简单的思路就是赚差价。“小黄狗”曾经宣称，每台机器每天毛利可以达到200元。南方周末记者就曾询问“小黄狗”，后者给出的依据是每组柜机日均收货量可以达到150-200公斤，去除用户投递价0.6-0.8元/公斤后，后端处理价格按统货1500-1800元/吨，中间毛利可在200元左右。
但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许野承包了北京市回龙观二十余组回收机的清运，他发现一天下来，所有回收机加起来回收的纸类才有200公斤，其他品类合计100公斤左右。“有的柜子投递量少，有的纸箱不压紧，塞几个就满了。”
“小黄狗”给出的另一组数据也可以佐证，“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平均每天14吨左右的货量”。按照“小黄狗”App显示的北京共有554组回收机，平均每台每天只能收到25.27公斤物品。
对此，“小黄狗”则认为，盈利点不只在垃圾分类回收上，而是依靠进入社区的回收机提供增值服务，“我们还有大数据、机柜屏幕及App广告、垃圾分类宣传推广软服务、电子商务、物流等等增值服务，这都是我们盈利的点。“桂博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小黄狗”一位员工透露，小黄狗曾计划打造垃圾分类回收行业的分众传媒——前实际控制人唐军听从了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的建议，才把回收机柜体上的屏幕做大。
B端与C端谁是赢家？
对于“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行业，业内公认的创业爆发期是在2017年。
这一年在垃圾行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2017年7月的洋垃圾禁令，包括海关总署、原环境保护部在内的14个部委之间成立了部际协调小组，打击洋垃圾进口的力度始料未及。
禁废令一出来，价格变化最敏感的是废纸。回收价格一下子拉上去好多。王伟就观察到，也正是在那时，整个再生纸行业的需求缺口变大，催生了一批新公司。另一个契机是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在此之后全国各地强制垃圾分类的进程也开始加速。
如果按照服务群体分类，“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创业公司可以分为面向公众的C端和面向回收人员或企业客户的B端。C端包括“小黄狗”、依托于支付宝平台的易贷扔、北京的爱分类、杭州的虎哥回收等企业。其中，“小黄狗”是通过智能回收机完成前端回收，其他几类是通过网络下单，回收人员上门完成。B端则包括此前的“笨哥哥”、闲豆回收等企业，它们一般有自己的分拣中心，根据不同品类分拣后出售给废物利用企业。当然，也有创业型企业同时做C端\B端，比如爱分类、废品大叔等。
除了草根创业企业，一位来自资源再生利用行业的资深专家吴明（化名）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央企、上市公司开始涉足“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领域，比如中车集团旗下的哈尔滨车辆有限公司在网络平台上销售有色金属、闲废设备、固体废弃物、生产废料等循环物资；葛洲坝集团成立了葛洲坝环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葛洲坝兴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分别在地方建设再生资源交易中心。
靠智能回收机做起来的C端创业，“小黄狗”并不是第一家，成立于2003年的北京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盈创回收，早在2012年就研发出国内首款智能回收机。废品大叔和爱分类都尝试过智能回收机，都以失败告终。
“绝对不盈利。由于机器成本高达1万-2万元，运维成本高，目前仍然在运行的回收机每组每个月赔1000元左右。”废品大叔创始人卢志新觉得，回收机的意义更在于示范和教育。传统的垃圾回收行业，包括原料商、利废企业（指的是加工废旧物的企业）、分拣中心、回收门店、回收人员五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收货量门槛。对一家回收企业来说，从居民到最终的原料商，覆盖的链条越全，越有利润可图。
进行垃圾回收的C端创业企业面临的窘境是，“刚起步1个月能收5000个瓶子就顶天了”。张淼分析，如果能够自己掌握大货源，可以有更大议价空间，反之就只能交给回收人员或门店，回收门店再找利废企业和原料商，覆盖的链条做不全，也很难盈利。
做B端回收是公认的收货量大且稳定、盈利更多的模式。“但是需要重资产投入，人力成本、物流仓的花销占比都很大，分拣设备还要几千万。”张淼担心的是，如果做B端就要建立自己的分拣中心，但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对新注册再生资源企业非常严格。
“现在是创业热，不是资本热”
2019年7月1日以来在各地强制执行的垃圾分类政策，被认为是“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行业的又一个风口。
王伟却认为资本并不热衷于这个“风口”。“现在是创业热，不是资本热。垃圾分类的前端应该是国家政策引导公民分类，如果由企业做教育成本高，会举步维艰。”“普遍来说，要想做C端垃圾分类，完全靠自己实现造血非常难。”张淼分析，目前运营较好的创业企业是和政府合作。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发出招投标公告，如果能像虎哥回收这样签到整个杭州余杭区的垃圾分类采购合同，金额很可观。根据余杭区财政局的一份公示，仅2018年一个季度，虎哥回收就获得了区级补助资金1084万元。
爱分类的创始人徐源鸿是个不折不扣的“废二代”，从2000年起，他的父亲就在北京昌平做废品回收生意。2015年，徐源鸿接手后，创新了微信公号一键下单的上门回收。
和其他回收企业不同，爱分类和昌平主城区的街道合作，对覆盖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包干，不管是干垃圾里高附加值的纸板、塑料瓶，还是低附加值的玻璃、塑料泡沫，或者是头疼的大件沙发、床垫，甚至厨余垃圾也都照单全收。
目前，爱分类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给湿垃圾运送的补贴，另一部分是回收物品资源化利用的差价。
厦门的废品大叔则探索出另一种方法：通过“美城行动”探索各地的垃圾分类模式，给政府提供方案。同时在B端，建立信息发布平台，转型为大宗销售的中间商。后者为他赚取了绝大部分收益。卢志新计划先持续累积行业用户，等待产业政策明朗后随时快速切入。
除了要与政府搞好合作，垃圾回收创业公司的专业度也非常重要。
“干垃圾分几百种，比如塑料就有几十种，同样是纸，你知道黄板纸、报纸、普通纸张哪个最贵？”徐源鸿自问自答，“报纸。没想到吧？每样都能找到分别对应的资源化利用方式，每一样都能卖钱。”同样一吨干垃圾，如果收来平均800元每吨，通过这种精细化的方式能卖出至少1500元每吨。
徐源鸿介绍，在爱分类，居民只需要把干、湿垃圾分开，各装一个袋子即可。爱分类在北京昌平城区每天能收干垃圾600吨-800吨，远超同类创业企业在全城的回收量。“越简单越好，居民做初级分类就可以了。鼓励居民的积极性，一定需要非常顺畅的体系。”吴明说。
在张淼看来，爱分类另一个可行之处在于，资源集中在一个区域，“地理上相对集约，物流运送成本才更低。”不同于“小黄狗”此前的大力占领市场，任职“小黄狗”总裁后，桂博文更希望把B端资源嫁接过来，在精细化运营上下功夫。
桂博文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多次提到“内功修炼”，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工具，实业是根本。“这是一个新兴产业，垃圾分类肯定是对行业有好处，但我担心的是热钱都涌进来，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伤害这个行业。”吴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