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分类，末端焚烧——这是实现城市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的共识。近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9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通知的出台，不仅将推动垃圾分类进入正轨，还将利好后端处置。

 先分类、再焚烧发电，可有效提高焚烧设备热效率及资源再利用效率，还能持续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及环保稳定达标排放。包括上述政策在内的持续鼓励，也推动垃圾发电行业迎来一个发展“小高潮”。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全国目前在建、拟建的垃圾发电项目超过400个，若按“十三五”规划目标来算，这些项目将在今明两年迎来集中落地。

政策利好、需求驱动

项目投建明显提速

 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垃圾发电企业的人士曾不约而同提及“分类”问题。由于未对进入焚烧炉的垃圾进行分类管理，“混烧”现象普遍存在。既容易增加停炉、污染排放等风险，也对垃圾热值产生影响，进而波及燃烧效率。

 “从焚烧技术原理分析，垃圾分类不是焚烧的必要条件，但分类将推动后端焚烧做得更好。”住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理事长张益表示，通过前端分类，可起到减少垃圾处理量、减少污染排放量以及改善燃烧工况、提高发电效率等多重效应。

 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也称，分类工作将给焚烧发电带来积极影响。“干湿分开可极大改善垃圾热值。例如，电子电池、塑料等垃圾另行处理，就可减轻焚烧污染物控制的压力，有助于解决不该烧、不能烧、不许烧的问题，推动实现‘应烧尽烧、好烧烧好’的目标。”

 而同样加速的，还有垃圾发电项目投建。“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到2020年底，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50%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60%以上。这意味着，其规模较‘十二五’末期将实现翻番。”张益进一步分析，2013-2017年，我国年均新增垃圾焚烧厂约41座。截至2017年底，全国城镇垃圾焚烧投运项目约为360座。要实现翻番，即达到规划要求的59.4万吨/日处理能力，全国投运项目到2020年将升至550座左右。换言之，今明两年将迎来产能加速落地。

 对此，记者梳理发现，全国目前新建、扩建、拟建的垃圾发电项目，以地区划分，山东、安徽、广东等近10省的项目数量，达到20个以上；以企业划分，项目数量居于两位数者也不在少数。“除在运的20个项目，目前在建、筹建的垃圾发电项目超过30个。”我国首家民营垃圾焚烧运营商锦江环境的相关负责人举例证实。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虽将迎来风潮，但每个项目都是经严密计算，结合当地垃圾产生情况而确定的，基本不存在’吃不饱’担忧。换言之，集中上马也是需求驱动的结果。”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评价称。

发电量与处置规模同步提升

仍有隐忧待解

 “吃饱”之后，行业能不能“吃得好”？张益用一组数字告诉记者：10年间，垃圾发电项目的吨投资成本历经“下降-上升”过程。前五年，吨投资由50万元/吨降到约42万元/吨，主要受设备国产化、建设周期压缩等影响；近五年，由于建设、环保标准等提升，吨投资由42万元/吨升至约46万元/吨。在此区间，单位投资成本回归合理。

 与此同时，项目吨发电量随处置规模同步提升。近五年，入炉垃圾的发电量由每吨400度升至470度，进厂垃圾的上网发电量由每吨250度增至290度。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垃圾发电项目的装机容量约680万千瓦；到2022年，装机容量将进一步升至1190万千瓦。2018-2022年，装机容量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2.27%。

 “经过30多年实践，我国垃圾焚烧产业从能烧、好烧发展到清洁焚烧，技术也成功实现模仿、改良到超越的突破。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垃圾焚烧厂就集中在我国。而保持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关键设备、操作控制、管理水平等方面仍有隐忧待解。”张益坦言。

 记者了解到，除去长期被关注的二噁英排放、信息公开等问题，现有隐忧集中在热值提升、飞灰处置等环节。一方面，热值是影响发电量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垃圾具有含水率高、成分复杂等特点，部分热值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发电效率。另一方面，飞灰随着焚烧量的增加而大幅产生，在处理能力不足、成本倒挂等现实之下，实现妥善处置、资源利用成为又一难题。

 围绕前者，郭云高建议，对于炉排炉焚烧电厂，采取堆放发酵的方式去除表面水分增加热值；对循环流化床焚烧电厂，采取破碎分选的方式增加热值。此外，企业还可利用余热蒸汽进行干化处理，由此增加热值。张益则认为，可采用智能燃烧控制系统，并优化炉膛和锅炉设计，“适度提高蒸汽参数，优先采用大型焚烧炉设备，有望使单位垃圾发电量提高15%以上。”

 而早在2008年，飞灰已被国家列入危废名录，给处置带来难度。“从技术角度看，处置并不存在难题，缺乏可行而又经济的技术才是痛点所在。”清华大学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蒋建国表示，如严格按要求进入危废填埋场，吨处置成本在3000—4000元；如通过转运等其他方式，加上预处理、运输、人工等费用，成本可能更高。找到一条真正优化的资源化处置路径，是目前解决飞灰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