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5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迎来了大修，首次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写入其中，并提出建立覆盖农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2019年6月25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除了明确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外，还从多个方面健全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制度。

《草案》提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实现垃圾分类制度有效覆盖；加强生活垃圾处置企业管理，要求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排放情况，将污染排放数据实时公开。

《草案》还规定，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情况，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差别化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并在充分征求公众意见后公布。此外，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将“城市生活垃圾”的表述修改为“城乡生活垃圾”，建立覆盖农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对界面新闻表示，关于固废问题，此前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产业的固废问题，这次《草案》把生活垃圾考虑进去了，尤其是把农村的生活垃圾也考虑进去。另外，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工具上，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作为一个重要任务，这些都是《草案》的亮点。

“《草案》吸收了民众的意见，提出的思路和模式包括投放、收集、转运，最后集中处置，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思路更加清晰，内容更加齐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分析说。

在我国，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开始试点至今已有19年时间。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南京、杭州、桂林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下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显示，按照规划，2020年底前，中国将在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此后，多个城市相继实施垃圾强制分类，中国垃圾分类进入了“强制时代”。

如广州在2017年9月1日开始强制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该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被列入执法范围。同时，广州试点实施公共机构以及100个样板小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18年7月1日，《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也成为了重要抓手。

今年5月，北京市提出将推动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开展垃圾强制分类，并逐步实现全覆盖。如果不分类就不收运，多次违规拒不整改的还将收到处罚，并纳入信用管理体系。

7月1日起，上海将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条例规定，违反条文的垃圾处置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针对个人违反该条例相关条文的情况，可处以人民币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不过，从国内城市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整体情况来看，效果与预期仍存在差距。以济南历下区为例，据《齐鲁晚报》报道，从2012年至2015年，济南历下区曾下大力气推行垃圾分类试点，但因山东终端处理设施跟不上，尤其是湿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分类投放后又混装运输，最终于2015年暂停。

据《光明日报》报道，近期由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显示，92.2%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但仅30.1%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

另外，受访者认为影响自身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是“小区没有分类垃圾桶”和“垃圾集中转运时不分类，所以没必要分类投放”，人数分别占63.7%和59.6%。

杜欢政认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达不到预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以前生活垃圾分类都是由政府主导，缺少企业主体介入；第二个是缺乏顶层设计，职能部门各干各的，市容部门管生活垃圾，住建部门管建筑垃圾，农业部门管农业垃圾；第三个是垃圾分类没做好全程分类，末端设施配套跟不上。

“垃圾分类必须要有企业主体介入，要有商业模式，让企业赚钱才能够形成长效机制。我国确定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政策，就是为了让参与垃圾分类各个环节里的企业都能赚钱。此外，还应加强末端设施的建设，等末端设施配套后才来做垃圾分类。”杜欢政说。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开，中国也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垃圾分类工作目标及时间表：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近年来，中国多个地区的农村也开始探索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如浙江金华金东从2014年开始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处理办法，金东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扶持政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督查考核办法等，实现垃圾治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杜欢政介绍，城市人口集中，垃圾收集的物流成本相对较低，农村人口分散，垃圾收集的物流成本相对较高。以前农村垃圾的处理方式是“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现在农村因地制宜，有些地方是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相结合。

“农村产生的有机物来自大自然，可以再回到大自然，像塑料、金属这些不可降解的东西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所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独特的一套体系，和城市不一样。”杜欢政说。

实际上，在农村推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比在城市更为容易。杜欢政称，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家家户户抬头不见低头，都是认识的，熟人社会互相之间容易监督，城市里面大门一关，谁也不认识谁，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很难管得好。

此外，农村土地的消纳空间较大，农村的有机物可以就地还田、就地处理，剩下来的东西需要无害化处置的量相对较少，处置的运输半径也较短。

由于农村和城市在生活垃圾分类上的情况不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并不适合照搬城市模式。常纪文指出，《草案》中并没有把农村垃圾分类和城市垃圾分类区分开来，农村垃圾分类有着自己的模式，和城市不太一样，他建议两者应该区分开来。

“对于垃圾分类，各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的探索，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先在法律上作出基本原则的规定，接下来国务院可能会出台条例，等到城市和农村试点一两年时间，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再作出较具体的规定。”常纪文对界面新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