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120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PITI指数报告（2017—2018年度）（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在2017－2018年度继续扩展，一些城市的环境监管信息公开正趋向常态化，但达成污染攻坚目标，仍需要更多城市跟进。

这份《报告》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两家机构联合发布，对全国120个重点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表现，进行了综合评价。最终，温州名列第一，北京、泰安和青岛分列二到四名，宁波、东莞、淄博、济南、杭州、烟台进入了前十名。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认为，针对污染源的环境信息公开已经成为常态，公开的全面性和规律性正在步入正轨。前十名含金量不仅越来越高，城市排名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公开的常态已经被PITI评价报告真真实实地见证了出来。

这是自2009年以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连续第9年发布PITI指数年度报告。PITI指数从系统、及时、完整和用户友好四个维度，对涉及污染源管理的日常监管、自行监测、举报回应、排放数据、环评信息等五大项进行量化评价。

2017到2018年，共收集到的近百万条企业超标排放的违规记录，以及5.84亿条企业自行监测数据。这些数据，为公众参与环境监督，提供了前提条件。

信息公开大大提速

一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总是以环境信息公开为前提的。只有环境信息无保留地公开，才能形成公众参与监督的良好氛围。

《报告》显示，对照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在2017年，公众通过公开渠道，已经可以获取到大约70%的对企业的环境处罚信息。其中北京、济南、青岛、广州、东莞、成都、厦门、无锡等18个城市日常监管记录的发布，已经接近应公开尽公开，显示日常监管信息公开正趋向常态化。

温州之所以获得良好的评价，与大数据平台建设有很大关系。温州市环境保护局党组成员刘建农在发布会现场说，从2016年开始，温州市在智慧环保上做了大量建设，把温州的环保信息系统全都整合起来，建成了数据仓实施数据共享，为环境信息公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而搜集环境违法信息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也经历了一个数据量的跨越式增长，2018年，中心一年收集的数据大概有30多万条，比之以往，数据量成倍上升，这并非环境违法数量增加了，而是收集信息的范围有了一个海量的增长。

分析领先城市的经验，北京、青岛、东莞、厦门、成都自身披露机制较为完备，山东、浙江及广东等城市，则借助省级平台或跨部门政府平台，大幅扩展了信息公开的范围。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回顾说，污染源日常监管的信息正在趋向常态化。这种信息公开在最初并不是常态化，即便是已经实施的监管信息，把它收录进来都是不容易的。

2008年的时候，《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使这项工作整体上了一个台阶。2014年新的《环保法》使环境信息公开处于步步提升的状态，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实施以来，环境信息公开的力度获得了质的飞跃。

个别城市出现倒退

不过，尽管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环境信息公开仍然任重道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认为，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仍然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需要进一步用法制手段来推进。而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大多数官员也并不喜欢公开。近些年出现环境公共事件的地方，大部分都是信息没有及时公开的城市。

“环境信息公开做得好，意味着政府和公众之间有畅通的沟通渠道。”王灿发说。

从《报告》来看，公开情况有很大进步，但总体状况并不乐观。在对120个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表现的打分结果来看，及格的只有约三分之一，120个城市中，只有38个城市打到了60分以上。

引起关注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严重滞后，企业强制信息披露缺乏进展。这些问题导致本期120城市的PITI指数平均分为52.2分，仍属于不及格的状态。

实际上，排在倒数第一是大同，就很有代表性。牡丹江、兰州、本溪、西宁、克拉玛依、临汾、咸阳、阳泉和贵阳等九个城市排在倒数第二至十名。

马军解释说，整个山西省域内的污染源公开程度都比较滞后，省级层面的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与同处于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相比，有明显的差距。除了山西省，东北和西北等省区的城市，因为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滞后，公开状况都不好，而且长期没有改观。

马军认为，城市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公开，在大部分地区实施后，都取得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过去一年，关于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实时公开的工作，在贵州、青海、甘肃等地区，却出现了明显退步，所以，贵阳、西宁和兰州等城市，出现在了倒数位置。

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还有一些需要补足的短板。比如危险废物非法倾倒、处置、转移，仍属于监管的薄弱环节。

2017-2018年度评价期间，中央环保督察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量的举报投诉被交办到当地，要求在30日内按照督查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向社会公开。生态环境部也通过媒体和自媒体，主动密集对外公布环境违法案件。

随着一批老大难问题得到跟进和解决，公众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得到调动。2017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管理平台”接受举报量飙升到618856件，2018年投诉举报数量维持在高位运行。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环保督察有助于突破对污染企业的保护，在收集环境信息的过程中，常常发现有企业受到社区反复投诉举报，却从未有过公开的环境违规记录或处罚信息。本期评价中，一批曾被反复投诉举报的企业，在中央环保督察中首次被确认存在环境违规，并被责令整改。

自2009年至今，《报告》已经发布了9次，是否对地方政府形成了压力呢？马军回应说，还是形成了一些压力。有的城市环保部门负责人，在《报告》一发布，就驱车几百公里来做沟通和解释，分析评分较低的原因。

当然，更为普遍的是：很多城市也注意到了这样的评价，但并没有积极回应。西部一些城市对排名似乎并不在意，但是对与其相邻城市的表现则很在意，因为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类似，相互有所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