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公布了一组数据，从5月到7月的三个月里，市场释放出30多个水环境治理项目，总投资额超过660亿。在看到水环境PPP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环境商会发现，在已经公布中标结果、涉及总投资超过450亿的20个项目中，仅投资0.74亿的北京大兴区水环境治理项目被首创股份拿下，其余项目的牵头中标方均为国资央企或其子公司。
不仅如此，近来，有关清一色“中字头”逐鹿水环境项目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难见传统环境企业身影。有人不免感叹，在国资央企的绝对优势凸显下，传统环境企业在2018年后的这一波市场竞争中，牵头“抢项目”的“盛况”已经不再。
传统环境企业似乎在集体隐退。实际上，能感受到这样强烈的“退”，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如果对比来看，这种感受与前几年水环境综合治理市场给环境产业带来明显的“进”不无关系，特别是一些传统环境企业确实顺着这一波潮流有过大跨步的前进。2015年，国务院颁布《水十条》，随后环境保护部又联手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进水污染防治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实施意见》，PPP与《水十条》的共振很快激发了环境治理需求的释放并快速形成了广阔的市场。
“水涨船高”，受这股浪潮加持，过去5年，很多环境企业，特别是一些环境上市公司，包括像东方园林这样跨界而来的园林企业等纷纷大举布局，收获了大量新业务，实现了规模增长，环境产业也由此迎来又一波高速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在与国企央企激烈竞争下，传统环境企业还是抢占了超过20%的水环境综合治理市场份额，2017年年度十大水环境项目中，分别由北控水务、碧水源、桑德等牵头的社会资本方占据了半壁江山。
遗憾的是进入2018年，一场PPP规范潮加之金融去杠杆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一批过去几年实现规模增长的重资产环境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遭遇了致命阻击，深陷财务困局，生存堪忧。有机构做过统计，在2018年暴露问题的上市企业环境业务类型中，有60%涉及PPP类，其中有78%是由于非经营性的环境项目，也就是水环境治理项目、城市黑臭水体治理PPP项目等导致的。持有过多水环境治理等非经营性PPP项目被认为是这场危机非常重要的导火索之一。而经历危机之后，产业进入冷静期，这也让不少环境企业意识到，水环境治理项目，“想说爱你不容易”，于是他们开始调整业务布局，有些选择作为国资央企的合作方来参与项目，有些企业则放慢了在水环境综合治理市场上的投资和项目落地进程。比如在碧水源2018年业绩说明会上，总经理戴日成就曾表示，随着国家对PPP项目的整顿及行业目前调整的趋势，公司未来将逐渐回归到以城镇乡的污水处理与再生的主业务上来。
近几年，伴随着环境治理需求的不断升级，生态环保项目也正发生着根本转变，水环境治理项目作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类，它既带来了新时代的新需求，也带来了新时代的新问题。桑德国际水环境集团总经理潘留明表示，与过去水务、垃圾处理等单体项目相比，如今的水环境治理项目体量一般比较大，也正在向综合系统转变，城市水环境系统已经成为现阶段的主要治理对象，是更大尺度、更多角度的系统融合工程，对资本和服务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此外，由于体量大，资金需求大，这类项目很多又缺乏经营性，对社会资本的融资能力要求就显得尤为突出。而相较于国资央企，环境企业体量小，资产轻，融资问题是环境企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之一，尤其是民营企业，在信用等级、融资成本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现实中，为解决PPP项目大额融资问题，企业常常采取短债长投、融新债偿旧债等融资方式。
此次PPP规范潮主要针对的就是非经营性PPP项目，一些项目被突然叫停，原有的融资链条被切断，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或者融资通道关闭，企业资金骤然承压，不免在这一轮竞争中败下阵来”，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说。他强调，和过去拥有清晰的付费主体的使用者付费模式不同，当前的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更适用受益者付费模式，但又无法清晰界定谁是直接收益者、谁是间接受益者，同时也没有建立起明确的付费机制，难以保障项目稳定运行。经历风波后，传统环境企业选择谨慎对待也情有可原。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理事长张悦曾在“2019中国环境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当前的环境项目不像过去BOT模式的市场化项目可以做到“一清四可”，由于边界很难清晰、收入产出无法计量、考核会变得很困难，随之政府支付风险也比较大，支付意愿也会下降，固化就更难，这样的项目参与其中的企业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风险。
与传统环境企业转向保守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几年，国资央企对环保市场，特别是水环境综合治理市场发起了全面进军。对于国资而言，一方面，生态环保是生态文明建设下的重要发力点，而另一方面，我国也有着明确定位，就是要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重点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等。
桑德国际潘留明告诉环境商会，“近年来，项目的政治需求定位变得越来越清晰也是非常重要的转变之一。”几年来，在政治春风的吹拂以及以水环境治理为代表的产业体量的不断扩容的大背景下，五年前曾站在产业门口观望的“野蛮人”悉数进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而2018年的这一波国资入股民企的“混改”风潮，国资占有的环保资产，特别是优质环保资产还在进一步扩大。国资对环保的雄心壮志从率先进入水环境综合整治市场的中国电建对环保的进阶过程便可清晰看出一二。
2015年底，中电建水环境治理公司成立，前不久，它正式更名为“中电建生态环保集团”。从一家水环境治理项目公司起步成长为百亿级生态环境集团仅用了三年，公司目前累计中标合同额已经超过800亿。而在官网上，成为“水资源与环境建设领域的引领者”也早已经写进了中电建的战略定位中。
中电建华东院王礼兵告诉环境商会，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点多面广，验收移交周期长、竣工结算流程长，有时候是水质考核政治任务为大，本着民生先行，建设期和移交期都不得不由企业先行垫资，央企相对资金实力雄厚，面对这类项目，国资兜底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也要更强一些。而且某种意义上说，水环境治理项目已经不单纯是一个项目，它背后牵动的是区域环境治理。这类项目由于涉及我国政治、经济、地域以及产业的复杂性、特殊性，项目体量庞大，综合性很强，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会更倾向于选择国资央企的合作。“对于大型建筑央企而言，他们要的可能不是一个环境项目，而是一个区域的市场，一个城市的市场。当前，传统的基建项目已经基本接近饱和，转型生态环境建设是新时代的趋势，也是打开生态城市建设、寻求更广阔市场空间的突破口”，王礼兵说。
从“香饽饽”到“烫手山芋”，再到国资央企大口吞下的“蛋糕”，水环境综合治理市场是环境产业从狂欢走向理性的一个缩影。不少人认为，始于2015年前后的效果时代是环境企业技术和服务的回归。经过2017年底至今的洗礼，当前，PPP正在回归“专业的做专业的事”的初心，曾经的“野蛮人”也正在变成“合作伙伴”，环境产业的重构激烈进行中，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位置。潘留明表示，像水环境治理这样体量比较大、政治影响比较大，投资需求比较大的项目，其实更多的需要团队作战的理念。团队作战，即投资方、设计方、建设方、运营方等四方合作，这四个联合体成员可能不同定位有不同的职责所在，最终的效果是要通过20年~30年的运维来体现，这也是政府长远的目标所在。对于运营方也就是传统环境企业来说，还是要坚持全过程参与，才能保证有一个长久的、可持续的效果。
2014年，从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率先拿下国内首个城市水环境流域综合治理PPP项目——广西那考河综合治理项目开始，北控水务、博天环境、首创股份、桑德集团、碧水源等一大批传统环境企业进入了水环境综合治理市场。三年后，那考河在“水清岸绿 、鱼翔浅底、飞鸟嬉戏”中正式投运，由传统环境企业们投运的水环境治理项目也在全国落地开花，成果逐渐显现，这些无不展示了传统环境企业在水环境治理领域的雄厚实力。“传统环境企业在对行业和环保项目的理解，多年的经验教训的积累，对技术的关键点难点突破方向的把控和研发，可持续运营等方面依然有着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潘留明表示，“未来，我们要回归技术、回归服务、互补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