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生活垃圾频增、处理能力告急;工业固废出路难寻、监管盲点频现;电子电器更新报废、装修拆迁废物堆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各类新旧垃圾问题正在给生态环境埋下隐患。

半月谈记者在安徽、江苏、广东等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正面临从过去单一的“垃圾围城”困扰到“垃圾综合征”的新形势、新挑战。一些城市看似光鲜亮丽，背后却隐藏着无处堆放、无力处置的垃圾窘境。为了促进城乡“肌体毒素”排泄，这些地方尽全力开辟新的填埋场、建造更高更大的焚烧炉，却依旧无法彻底突围垃圾困局……需要认清的是，垃圾问题将长期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并且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出现各类“垃圾综合征”。针对此，各级主管部门和单位须扭转传统思路，提高治理意识，明确理念方向，进行综合整治。当前，亟须利用各种先进的互联网、科技手段，从垃圾产生的源头、处理末端等方面着手，携手社会民众共同发力，积极探索对垃圾进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办法，真正化废为宝，利于百姓。

“满了!满了!”向何处突围

提起垃圾处理，会让很多主管部门和城乡百姓“头痛”。城乡要发展，消费要升级，垃圾产量也会随之快速增长，困扰着民众生活，处置不当则会带来不良社会影响。亟须转变传统整治理念，建立新型治理模式，以应对步步紧逼的垃圾困局。

新旧垃圾叠加，问题日益凸显

对于北京环卫集团合肥项目部的负责人胡毅熠来说，厨余垃圾处理始终是块“心病”。

天气回暖，安徽合肥市某小区一个垃圾满溢的厨余垃圾桶前，飘出阵阵恶臭。胡毅熠说:“过去餐厨垃圾是不过夜的，现在桶满了却拉不走!”

胡毅熠发愁的，也是合肥市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李大勇所烦恼的。去年以来，为了防控非洲猪瘟提高了全市餐厨垃圾回收率，导致餐厨垃圾激增。目前，合肥市日餐厨垃圾回收量达到600吨～800吨，但全市唯一一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日均处理能力只有200吨，垃圾积压情况严重。

就在城市被餐厨垃圾“缠身”的同时，来自周边农村的垃圾更是雪上加霜。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越来越多的农村垃圾被运进城。安徽太和县垃圾转运量仅一年便从200多吨攀升到700余吨。

江苏省城管局副局长夏明介绍，2011年起江苏大力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大量的农村生活垃圾进入城市垃圾处理厂，“一些县城新建的垃圾场很快被占了一多半”。在扬州，不仅垃圾填埋场库容饱和，垃圾焚烧厂也满负荷运转，每天还有约400吨生活垃圾等待处理。建筑装修垃圾、升级淘汰的家具家电急剧增多，是各地集中反映的新垃圾问题之一。广州益环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低值可回收物及大件物处理公司。总经理史学快说，这几年明显感受到家庭淘汰家具的周期在缩短。“以前每个月回收几吨床垫，现在每月要回收五六十吨。”

无力处置、无处可去、低效利用

随着新旧垃圾叠加增长，各地不同程度面临着“无力处置、无处可去、低效利用”的窘境。 “满了!满了!”是记者一路采访听到最多的回应。由于多地垃圾填埋场“暴库”，只能将垃圾运送到外市县处理，运费一年需要六七百万元，对有些贫困县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有地方城管部门表示，过去一些地方开发区一般工业废弃物是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理的，有的地方工业废弃物占比可达10%～15%。如今，随着环保政策的严格执行，工业固体废弃物不能进入生活垃圾处理厂，也不允许乱倒乱填，存在大量积压现象。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所高级工程师顾军说，国家提倡对餐厨垃圾进行资源化再利用，但建设处理能力100吨规模的餐厨垃圾处理厂，投资就要近1个亿，运行费用每吨在230元至280元，不见效益。

江苏某市用机械臂对装修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有业内人士说：“因为政府补贴大部分费用才得以进行。”大多数地方的实际情况是，找个垃圾山，寻几名“破烂王”进行人工分类，将有用的拿走。

“九龙治水”难以破解垃圾困局

上述问题的背后，凸显了当前在垃圾处置上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垃圾处置基础设施滞后、分类处置体系残缺、管理各自为政等。

当下，各地处理垃圾过于依赖焚烧。科学处理垃圾，除了焚烧这一末端处理办法，还需从垃圾分类这一源头上加强。

记者调查发现，对有害垃圾、厨余垃圾的处理，不少地方是空白。可回收物中高价值的物品有机构回收，其他低价值的少人问津，即便设有一些专门回收机构，但分散不均，难以满足需求。按照国家要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网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应是相融的，但现实中这两张网衔接时有断点、堵点，导致前端分类不力，中间缺乏力量介入和分类处置，终端“混为一团”处理。

垃圾处理涉及多个部门，重点不同，往往造成垃圾处理统筹不足、难以协同。比如城市生活垃圾目前多由城管部门负责，但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垃圾处置、可回收垃圾处置又涉及生态环境、商务、供销等部门负责，一些地方由于衔接不力、各管一段，导致有害生活垃圾无处可去、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低。

统筹协调，治理城乡“垃圾综合征”

面对“垃圾综合征”，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念、管理办法已经难以适应，到了亟待转向综合治理的关键时期。

应尽快明确生活垃圾的治理理念和路径。末端处理一直是主要思路，虽说近年来开始从单纯处置向资源利用拓展，但在生活垃圾分类上，还停留在搞些试点、多摆几个垃圾桶的层面。各地普遍缺少执行分类的紧迫感和动力，过度依赖焚烧。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樊霆认为，垃圾焚烧会产生一定的残渣和有害物，是不可持续的做法。建议以焚烧解决燃眉之急，以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为迫切之举和长远手段，从政府层面统一认识，用科学、明确的理念指导行动。

健全垃圾回收处理体系，着重解决无处可去的问题。基层环保人士建议，尽快布局建设餐厨垃圾、生活危险废物等垃圾处置场所，建立分类运输体系，补上垃圾分类体系中的断点，使源头分类与末端处理有效衔接。

引进技术手段，破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两网融合难题。目前，不少互联网企业加入垃圾分类，建立线上预约回收、分类处理渠道，取得很好成效。比如多个城市探索了“支付宝+垃圾分类”回收平台，打通居民、企业、城管部门等多个环节，推动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的完善。

这些探索，引领垃圾回收革命

在垃圾综合治理中，推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垃圾分类，是各地探索解决垃圾问题的新手段。半月谈记者走访安徽、江苏、广东等地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发现，借助互联网科技手段，强化“大分类”设施建设和“细分类”收运体系，为城乡“垃圾综合征”找到一些治理之道。

“互联网+”技术，引领垃圾回收革命

互联网让生活垃圾回收变得不一样了!广州市雅居乐御宾府小区居民林艳霞家中有个杂物存放点，专门存放快递包装盒、矿泉水瓶等杂物，等堆积到一定数量，她便拿到楼下的“呐吉岛”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站点。

智能回收站点每周二至周六早上开放，设有衣物、塑料袋、铁制品、玻璃等十几种回收箱，并配有一名专业人员辅助居民分类。

这天，林艳霞来到智能回收站点，扫一扫二维码，将杂物分门别类放到回收箱里自动称重。与此同时，账号自动完成积分计数。积分可以在网上商城兑换生活用品，还可以直接提现。据悉，广州已建立覆盖10个区的App移动垃圾回收平台。

支付宝负责垃圾分类业务的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支付宝的线上预约回收平台已经覆盖长三角地区的十几个城市约3万多个小区，使用人数超10万。除了兑换现金，还打通支付宝的碳能量权益，预约回收分类垃圾的用户可以选择兑换碳能量，参与“蚂蚁种树”公益活动。“我家有树!”成为年轻人炫耀的资本。

合肥市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李大勇说，互联网利用独特优势，把垃圾回收变成新风尚，解决了垃圾分类“最后一百米”的问题，为今后推动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提供了新思路。

“大分类”设施+“细分类”收运体系

李润桂是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的村民，每月10日、20日、30日，开小卖店的她都要把店铺、家里清理一番，拿到村里“大物件回收处”去处理。

2017年，锦山村作为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开始探索一系列垃圾分类新举措。在村里设置专门的大物件回收处，定时定点回收大物件和一般可回收物。

除了在分类前端设置专门的物品回收点，花都区有企业专门提供低值可回收物及大物件处理点。这样的“大分类”设施和“细分类”收运，是该地探索完善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体系的尝试。

江苏扬州市针对垃圾处理能力不足问题，着重强化“大分类”设施建设。全市共建成再生资源可回收物分拣中心9座，有害垃圾贮存点9个，园林绿化垃圾处理设施9座，农贸市场有机易腐垃圾处理设施15座，农村有机易腐垃圾处理设施10座。在瘦西湖农贸市场旁，记者看到一个生态分类垃圾房，专门将农贸市场、家庭的剩饭剩菜、园林垃圾、农田垃圾等有机易腐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加上专用微生物，只需一两天发酵就可制成有机肥料。

负责该设施建设的江苏中科金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徐锐介绍，从2018年起，扬州农贸市场边基本都建立了有机易腐垃圾处理设施，每天处理量达500公斤，制作出的有机肥销量也不错。

完善“细分类”回收体系，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网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相融合，是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的办法。广州以废玻璃、木质废弃物等低值可回收物为切入点，联合街道、环卫站设置回收点，直接与第三方回收企业对接，让企业收走垃圾“变废为宝”。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分类管理处负责人彭自良介绍，2018年广州全市回收再生资源约282万吨，其中低值可回收物96.5万吨。

在“细分类”回收体系中，新型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加入是关键。安徽首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家专门从事废旧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回收处理的企业。过去5年里，公司的家电回收拆解量已从30万台增至120万台。“过去家电要么无处回收，要么回收至小作坊乱拆解，造成环境污染。”总经理周光说，如今全国约有100余家企业通过认证加入到家电回收细分类体系中，确保了废弃电器领域回收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针对垃圾“前端分类、终端混合”的问题，各地不断完善分类收运体系。扬州按照有害垃圾红色、可回收物蓝色、其余垃圾灰色的要求涂装运输车辆，实现各类垃圾单独收运;广州安排数量不等的可回收物运输、餐厨垃圾运输、有害垃圾运输车辆和专门线路，分类收集垃圾，避免运输环节混倒混收。

加强顶层设计，探索市场化之路

垃圾综合征”病因可概括为：多头管理问题、公众意识不强、缺乏法律约束。从源头采取措施、加强顶层设计规划是关键。地方立法推动垃圾分类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是有益尝试。

今年3月15日，《合肥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过去对生活垃圾的管理在法规上一直没有明确，给处罚带来难题。”李大勇说，此次管理办法首次明确责任人制度，并对拒绝垃圾分类工作的个人和单位设立“拒收制”，不分类投放垃圾会影响企业征信情况，倒逼企业、个人进行垃圾分类。

2011年，广州市出台全国首部规范生活垃圾分类的政府规章。经过多次立法审议，201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出台实施，对于广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此次把垃圾分类作为一个全流程和全环节的整体，明确分类投放、收运、处置等各环节实施主体，都要依法履行义务。

针对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分类推进难等问题，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探索有效的市场化机制。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向企业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管理服务，增加企业参与积极性。

受访的业界人士表示，垃圾分类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改革，通过“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力”的社会有机结合，方能形成良性互动。

根治“垃圾综合征”，切莫乱方寸

厨余垃圾回收量暴增逾200%、建筑装修垃圾堆满临时存放点、生活垃圾量倍增致焚烧厂“暴库”……不少地方传统垃圾问题还未解决，又遭遇新垃圾问题困扰。“垃圾围城”“垃圾围村”已逐渐发展为“垃圾综合征”。

如果说“垃圾围城”指的是1.0版的垃圾问题，那么当前不少地方出现的“垃圾综合征”，则是垃圾问题的2.0版，可谓形势更严峻、品类更复杂、处理更棘手。

新旧垃圾增长交叠之下，一些地方处理垃圾能力告急。“满了!满了!”“处理不了”，成为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口头禅。

在处理“垃圾综合征”问题时，表现出的本领恐慌，根源还是传统思维。要么在没有充分调研、规划的前提下，动辄上马一些项目，给财政资金带来压力，效果还不好;要么糊里糊涂“出招”，今天在这里划一块地存放，明天在那里暂存，最后堆积如山，百姓埋怨;有的还停留在搞点试点、多摆几个垃圾桶的层面，并无分类的紧迫性和动力，使治理成效大打折扣。这种用解决1.0版垃圾问题的思路处理2.0版的垃圾问题，无异于“小马拉大车”，不仅效果欠佳，还会使问题愈加复杂，落下不少后遗症，造成新的污染源。

根治“垃圾综合征”，不能乱了方寸，得有新思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个系统工程，亟待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建立健全垃圾回收处理体系是药方之一。一些地方在垃圾处理过程中，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等环节往往不是“互联互通”，有的完成了前几个环节，但最后处置无法解决，导致前功尽弃。各地应结合自身特点，借助大数据，尽力补齐垃圾处理体系中的短板，使源头投放与末端处理“无缝对接”。

根治“垃圾综合征”，亟须打破“九龙治水”的局面。垃圾处理涉及生态环境、住建、城管、商务、供销社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各有侧重，信息数据不共享，造成垃圾处理统筹不足、难以协同。如何对管理空白点补位，对管理交叉点明责，形成管理合力，是当前必须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