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卖身”，很大原因是融资难。2018年环保上市公司的整体跌幅达到50%左右，在A股所有板块中名列倒数第二。2019年同样不乐观，到目前为止环保板块跌幅约5%，而同期上证指数则是上涨16%，相差了约20%，远远落后于整个大势。

相较于边界清晰的污水厂，国企进场后，承接了不少边界不清晰的项目，如城市水环境治理。

环保产业正在经历2002年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以来的一次变局。

2019年11月30日，每年一届的中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上，锦江环境总经理张超透露，公司刚刚开完股东大会，未来将更名为“浙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司”。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以来，环保企业迎来了一波更名潮，启迪桑德、国润环境和环能科技分别更名为启迪环境、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和中建环能，国祯环保也拟更名为三峡国祯环保。

更名的背后，大多与收并购有关。2019年6月，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发布“2019年中国环境企业50强榜单”，排名前10强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据6席，民营企业则只有格林美、东方园林、盈峰科技和碧水源4家入榜。其中的碧水源也于5月宣布引入国资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东方园林7月公告，引入国资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2018年5月至今，环保行业已发生至少18起国资入股民营环保企业的案例，参与入股的国企以北京、四川、江苏、浙江等地的地方性国企为主，民企则涵盖水务、大气、固废、生态等多个环保细分领域。

2002年，原建设部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由此拉开了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大幕。最近的这一轮“国家队”进场，是否意味着环保产业由“市场化”转向了“国有化”？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表示，2002年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解决效率和速度问题，借助社会资本力量投建更多的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如今随着公众的环境要求越来越高，投资越来越大，国有企业更具资本和资源整合优势，也就更适合承担环境治理的任务了。

没有一家选择外企

苏伊士新创建执行副总裁孙明华发现，参加2019中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的嘉宾中，有好几位自己都不熟。例如清新环境，过去他们的总裁是张开元和张根华，都是自己认识十多年的朋友。今年则换成了李其林，一位36岁的新总裁。

李其林介绍，清新环境第一大股东已经把25%的股份转让给了四川省国资委，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随着许多国有企业进军环保产业，“如何与国企协作”也是他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最终，清新环境选择了兼并重组。“我想这是被动与主动的结合。”

与清新环境不同，锦江环境则更多是主动出击。2019年6月，浙能集团收购锦江环境29.79%股权，成为了锦江环境的第一大股东。锦江环境总经理张超表示，这是他们对于宏观形势和自身发展认真思考后的选择，目的不是求生存，而是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一个人迎着风走太难了，莫不如顺着风，再找一个人结个伴一起走。”

除了发现一些新面孔，孙明华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轮民企“卖身潮”中，没有一家民企转让给了外企。市场上也曾经有人向她介绍过股份转让的企业，她也派人去做过尽职调查、技术资金考察等，但最后大多数还是放弃了，“主要是没法跟国企和央企比”。

事实上，不光是民企，就连传统的地方国有环保企业也开始“拥抱”央企巨头，开展合作。从2018年开始，北控水务明确提出了“双平台”战略，以及“轻资产”模式，与三峡集团开展了合作，资本层面由三峡集团牵头，运营层面则由北控水务牵头。“论资本我们根本论不过央企，也论不过其他一些具有金融性质的国企，北控水务的核心竞争力是运营能力。”北控水务副总裁王助贫说。

与其让别人治，还不如自己来治

民企“卖身”，很大原因是融资难。

在盈峰环境副总裁兼证券部总监刘开明印象中，2018年环保上市公司的整体跌幅达到50%左右，在A股所有板块中名列倒数第二。2019年同样不乐观，到目前为止环保板块跌幅约5%，而同期上证指数则是上涨16%，相差了约20%，远远落后于整个大势。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民营环保企业现金流长期为负有关。环保产业是一个“资本助推型”的产业，项目总投资动辄几亿、几十亿元，而回报周期则长达20-30年，导致企业有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项目上，资金需求非常大。

同时，民企的信用评级一般都达不到2A+或3A的水平，融资成本比较高。过去融资条件宽松时，民企还可以通过超短融等手段获得短期融资。可一旦金融政策收紧，短期内大量债务到期，剩下的几乎就只有股权质押一条路了。

李其林透露，2018年以来，金融领域的“去杠杆”给企业融资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他们和许多同行一样，也出现了股权质押率过高的问题，需要寻找途径去解决，最终拥抱了四川省国资委。

不过，多家环保企业负责人也告诉记者，环保民企之所以遇到困难，也与其自身经营失误有关，扩张过度，为自己埋下了一些“雷”。

“民企是撑死的，不是饿死的。”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说，民营企业大多由小公司发展而来，管理能力、风控能力等都没有跟上，当机会来临时，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却承接了过多的项目，结果就出现了问题，“这可能是发展过程中迟早要付出的一次代价”。

另一面，众多国企为何纷纷进场？在中电建华东院华南区域副总余浩看来，这主要是市场的需求。“地方政府需要一些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企业，能够帮助他们负担考核的压力，改善环境质量。”

此前，环保行业良莠不齐，有的企业凭借关系拿项目，治理能力不行，最终导致地方政府花了钱，还得被问责。

“实际上国企最愿意做的是施工，赚快钱，国企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进入环保产业的。”金永祥观察，过去很多国企是做房地产和基建工程的，如今随着房地产低迷、基建下滑，传统的发包业务减少，不得不转型。

转型过程中，有的国企本身也有污染问题，需要去治理。过去是依靠第三方企业来治理，现在与其让别人治，还不如自己来治。

中广核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雷霆表示，生态环保是一个大产业，国际上很多世界500强公司都出自这个产业。中广核认为它具有广阔的前景，因此将其定位为主业之一。

中国近几年正处于环境集中整治期，这需要有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如资金调度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这些方面是大型国企、央企的优势。

以三峡集团为例，它是央企中为数不多获得“国家主权级信用评级”的单位，目前资产覆盖率（衡量公司偿债能力的指标）只有48.8%，投融资能力非常强。

“未来最好的商业模式是混合所有制”

对于“国家队”进场，市场各方观点并不一致。

在环保行业自媒体“瑞洁特研究院”主编权林看来，从行业长远发展看，国企进场可能是个“坏消息”。因为环保行业需要技术的迭代和创新，而这些显然不是国企擅长的，“中国的环保行业因此被拉下了创新的快车道”。

瀚蓝环境总裁金铎表示，国企进场的确给民企带来了一些焦虑，影响到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但国企并购也为环保产业保留了一些经验丰富的环境治理团队和成熟技术，避免了他们由于企业倒闭而流失人才的风险，为整个产业保留了“火种”。

雷霆也表示，国企的优势是做平台，而民企则有技术专长，双方是相互支撑的关系，“未来最好的商业模式一定是混合所有制”。

还有民企提出，在与国企的合作过程中，大部分利润都被国企拿走了。雷霆表示，这其实源自民企的议价能力弱，同样一件事情，几家民企都能干，相互竞争价格就压低了。民企还是要提升专业能力，这样才能提升议价能力。

当然，合作也会面临一些矛盾。例如，国企对社会效益非常重视，首先要让政府满意；而民企则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骆建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环境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要求提供安全、普惠的产品，服务要普及化，还要让老百姓用得起，而民企的局限性在于首要目标是追求效率和盈利。比如，一旦遇到水源地污染事件，政府的要求是“不计代价”来保障供水安全，而民企则肯定要考虑成本负担问题。

金永祥表示，过去环保企业主要承接的是技术、商务边界清晰的项目，比如污水厂、垃圾焚烧厂等点上问题。

随着环境治理的目标越来越高，不但要解决污染问题，还要提供美好生态。不只建设一个污水处理厂，还要把河道两边绿化美化、道路硬化、路灯照明，建成小公园，需求已经由“污染治理”升级为“城市环境建设”。

相较于边界清晰的污水厂，国企进场后，承接了不少边界不清晰的项目，如城市水环境治理。这些环境治理工程回报机制不明显，只能依靠政府财政埋单。而民企由于融资成本高，又要求高回报，地方政府选择国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国企也并非不计回报。尤其环保产业的一大痛点是地方政府欠费，经常导致环保企业运营困难，甚至出现污水厂出水超标反被地方环保局处罚。“国家队”进场后，这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骆建华表示，这一问题依然还会存在，解决它要靠环境政策的创新，例如建立“谁受益，谁付费”的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共产品“由谁付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