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CharlesPerrow早在1984年就发表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专著《NormalAccidents:LivingwithHigh-riskTechnologies》,他指出高技术复杂系统出事故的概率会比人们原先估计的要高得多,这类事故将是“正常事故”,而不是什么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事故。该书学术价值很高,但遗憾的是由于其见识比较超前,多年来此书未获得应有的重视。2011年福岛事故后,Nature期刊发表该书的书评,引发人们对其观点的思考。现将书中关于“专家为何会挺核?公众为何会反核?”的精彩讨论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为什么公众一边在投票反对核电、或上街示威要求裁军,一边却还在喷云吐雾地大吸其烟呢?心理学家指出的一种理由是:普通人的理性总有缺陷,他们往往高估一些风险,又低估另一些危险;统计学家重视的概率,公众却通常不考虑。但是也有人认为,统计学家的一些数据虽有说服力,却有点不着边际,而且其中可能还有编造的;而普通人的感性思维虽然有其局限,但这种局限性对于面临纷繁数据和不协调目标的人们来说,很可能反而是最大的优点。正是这种认知的局限性构成了挺核与反核背后的那只无形的推手!
▲专家为何会挺核?公众为何会反核?——思考方式各有其局限
其实,可以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方式强调必须客观的、没有偏向的对待事物,心理学家称之为“绝对理性”;第二种是普通人在一般情况下,根据对事情的直观印象而作出片面的感性认识和判断,易受个人性格等因素影响,即“有限理性”;第三种也是我们多数人生活中常用的理性,但是更具有包容力,即本文所说的“社会文化理性”(简称社会理性),认为人们必须相互依赖,因为绝对理性、有限理性的思考方式,都有其局限,而且这些差异的存在还能开扩人们的视野,促进社会和谐。
▲能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三种理性的联合
人们能做到绝对的客观、无偏向吗?
我们知道,风险评估专家应该客观的、无偏向的计算各种活动的风险和收益,从而确定哪一种活动更可取。例如,从导致死亡人数的客观对比来看,核电厂就比煤电厂更可取。即使把从采矿到生产的整个燃料循环过程中死亡的人数都算进去,核电也仍近乎是无风险活动;相比之下,煤电业每年死亡约一万人(也同样包括采煤、运输以及污染,整个燃料循环过程所造成的死亡)。显然,做出上述选择的依据就是绝对理性。
那么,为什么占总数20-40%的人都害怕核电呢?按心理学家的解释,就是人的非理性思想在作怪;言下之意是,非理性的公众不能参与关于风险问题的决策。他们认为公众对核电的批评“过激”,公众的反应就成为专家和掌权者们不得不背着的包袱。在他们看来,公众这类反应的社会害处太多了,它包括抗议啦、示威啦、不听专家意见的国会议员等。心理学家曾经普遍赞成绝对理性,但是数以百计的心理学实验又表明,人并非机器,人们的理性在相当大程度上不是那么绝对。于是心理学家逐渐抛弃了非理性等说法,代之以有限理性的概念(boundedrationality)。
▲人不是机器,受客观限制不存在真正绝对的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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